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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馬古道的風雨歷程

作者:東方晨光  發布時間:2014-08-19 15:19:14

 思普區歷史上的鹽茶馬道,是伴隨著鹽茶的生產、運輸、銷售而興起的。據光緒《普洱府志》載,普洱茶早在唐代就已行銷西番。其卷十九《食貨志》載:“普洱古屬銀生府,則西番之用普茶,已自唐時。”宋代時已開始有茶馬市場,以茶易馬。元代時茶葉已成為邊疆各族人民相互交易的重要商品。到明朝時,謝肇淛己在《滇略》中有“士庶所用,皆普茶也”的記載。萬歷年間,在普洱已設官管理茶葉貿易。據考,歷史上普洱茶運銷量號稱10萬擔以上,清順治十八年(1661),僅從普洱運銷西藏的茶葉就有三萬馱之多。“清代中葉,清政府已在普洱府和思茅廳增設茶局,商人經營茶葉要向官方領取茶引”(即執照)。雍正七年,清政府在攸樂山設“攸樂同知”,統兵五百防守山寨,征收茶捐,當時每年約有馬幫一千余馱運茶葉,然后轉運普洱府加工精制。由于瘴瘧流行,乾隆元年(1736),清政府將攸樂同知移往思茅,改稱思茅同知,從此思茅又成了普洱與西雙版納之間的茶葉中轉站,思茅也因“普茶遠銷”而繁榮起來。從道光至光緒初年(1821—1876),思茅城商旅云集,市場繁榮。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,印度商旅馱運茶、膠(紫膠)者絡繹不絕,滇南商道已成為一條“茶葉商道”,印度、緬甸、暹羅(泰國)、越南、老撾、柬埔寨各國,均有商人來往于西雙版納和思茅、普洱之間。這時期的普洱茶馬道異常興盛。清人檀萃《滇海虞衡志》中云:“普茶名重于天下,此滇之為產而資利賴者也。入山作茶者數十萬人,茶客收買運于各處,每盈路,可謂大錢矣。”道光《普洱府志》載:“車里(景洪)為緬甸、南掌(老撾)、逎羅(泰國)之貢道,商旅通焉。威遠(景谷)寧洱產鹽(指磨黑),思茅產茶,民之衣食資焉;客籍之商民于各屬地或開墾田土、或通商貿易而流寓焉。1983年思茅地區文物普查時發現的古茶馬驛道,至今還有那柯里驛道、茶庵塘驛道等。“那柯里驛道”在思茅至普洱之間,即今普洱縣境內同心鄉那柯里村的一條古茶馬驛道。清光緒時,稱那柯里塘,設兵6名,歸中營左哨頭司把總管轄。今還可見用人工打制的條石和礫石鋪就的石道,路面寬1.4米,有石臺階盤旋而上,全長斷續30公里。“茶蓭塘驛道”是普洱至磨黑以北到省城昆明,內地南下到思普區的一條古茶馬驛道,在普洱縣城東北12.5公里的茶蓭塘坡頭(海拔1960.7米),是古代重要關哨訊塘之一。清光緒年間,曾在此茶庵塘設兵五名住守。驛道在婉蜒的群山峻嶺之中,過去有一小寨人住在這茶蓭塘道旁,除從事一點農業外,多數是設店賣茶賣飯,接待過往茶馬道的行人馬幫的,因稱茶蓭寨子。茶蓭塘因山高路險,故有“茶蓭鳥道”之稱,故亦成了清代普洱郡八景之一。現今還可看到寬約2米,斷續長約5公里的茶馬古道,石上已踏出2厘米深的馬蹄印,歷史之久,由此可知。

 
  普洱六大茶山和其他一些產茶區的少數民族,均以茶作主要經濟來源和物物相換的對象,所以幾乎處處種茶,戶戶賣茶,馬幫塞途,商旅云集。據考,這一時期每年約有馬幫五萬匹于春秋二季來回于滇西、滇南及緬、越、老等地運輸茶葉,隨著茶葉運輸的繁忙,客棧、食館、商店也應運而起,生意興旺,第三產業在交通沿線發展起來。往來于思普區的馬幫運輸有幾條干線。其一,由下關經鳳慶(順寧)、云縣、臨滄、景東、景谷、雙江運輸勐庫茶、鳳慶茶至下關加工為沱茶,每年約有馱馬4—6千匹馱運。其二,由蒙自向西至臨安(建水)、石屏,往南至城抵西雙版納。其三,以玉溪為起點,經石屏、元江、磨黑至普洱思茅。海關的設立也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運銷。清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(1895年6月21日),清政府與法國在北京簽訂《中法商務專條》,其中第三條規定:“議定云南之思茅開為法越通商處所。”光緒二十三正月初三日(1897年2月4日),英國又強迫清廷在北京訂立《中緬條約附款十九條》,其中第十三條規定“將在思茅設立英國領事官駐扎。”根據上述條款,1897年1月2日,法國在思茅建立了海關。1902年5月8日,英國在思茅建立海關。據海關統計,自民國元年巨民國十二年(1912—1923)經由思茅海關出口的紅茶,價值白銀110210兩。
 
  十八、十九世紀在思普區進行茶葉貿易的茶商有兩大部分,石屏茶商主要壟斷易武茶區的茶葉運銷;騰越、思茅茶商主要壟斷勐海、勐遮茶葉的運銷。此外,中甸、德欽(當時稱為間墩子)的藏族商隊,每年有馱馬三百至五百匹來到西雙版納馱運茶葉,銷往西康、西藏,每年約三千擔。在茶葉加工制作上,本世紀三十年代,思茅曾重立過“思普企業局”,并在勐海南糯山建立思普茶廠。解放前,墨江縣有私營景星茶廠,為加工生產好茶作了努力。
 
  普洱茶發展了,產量增多了,利潤增多了,而封建官府對茶商茶農的課稅和勒索也增加了。光緒年間,云貴總督在普洱增設鹽茶道,下設官茶局及鹽舉司,加重了茶商、茶農的苛派。由于茶捐過重,茶農受損,茶商亦無利可圖,以至造成“普洱產茶,頗為民害”(見吳應枚《滇南雜記》。)到光緒末年,普洱茶已由過去年產八萬擔的高峰跌落到五萬擔。許多茶商和馬幫只得另走他途,過去馬幫絡驛,商賈云集的景象一蹶不振。到抗日戰爭結束的1945年,全區茶葉產量降到15000擔。到1949年時,全區茶葉種植殘存面積僅31400畝,產量僅6992擔,降到了歷史最低點,普洱茶馬道亦從興盛逐漸走向了衰落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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